一件军大衣度寒秋，一顶草帽遮日头，一双草鞋踏遍矿区山山水水。在带头排水复工期间，水口山矿工们亲呼他“草鞋局长”。他就是“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水口山复工建设元勋”刘亚球。

刘亚球又名刘欣然，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衡山县白果乡。17岁跟随大哥刘东轩到水口山铅锌矿做工，1922年任水口山工人俱乐部通讯员，参加水口山工人运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八年抗战中转战华北各个战场，抗战胜利后，他转战五岭和湘南地区，解放了湖南9座县城，为湖南解放立下了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郴州地委第一书记、水口山矿务局筹备处主任、副局长、代理局长、湖南省总工会副主席、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1949年底，中央重工业部召开首届全国有色金属工业会议，会上确定1950年全国有色金属生产建设任务，水口山矿务局被定为当时全国八家首批修建的有色金属厂矿之一。听到这个消息，正准备到中央党校学习，时任中共郴州地委第一书记、郴州军分区司令员的刘亚球，主动向省委请缨回到20多年前参加革命的水口山工作，省委书记黄克诚对他说：“省委对你的工作是高度肯定的，因此安排你到中央党校学习，回来后，将向中央推荐你到更重要的岗位工作，水口山矿可派其他的同志去。”刘亚球回答：“我是水口山人，对那里的情况熟悉，我去最合适。”1950年11月，刘亚球出任水口山矿务局筹备处主任。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中央和省委要刘亚球去中央党校学习，出来就是副省级干部，换个人都不会这样做，真是有点“傻气”。刘亚球听到传言后，淡然一笑：“当年我随东轩哥到水口山做工，只是为了吃饱肚子，没想到要做大官，我天生就是做事的命，能把水口山建设好，就是对大哥和那帮死去的兄弟们最好告慰。”

当时的水口山由于1944年日寇的侵入，矿山被毁，坑道全淹，已停工荒废6年之久。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刘亚球经常十天半月不着家门，总是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与工人一起下井窿、运矿砂、开火车，同吃食堂，与技术人员废寝忘食研究岩矿性质和地质情况，克服种种困难，排除种种阻力，探明了水口山矿区的金属储量。在他的精神感召下，大批工人和技术人员从各地赶回矿山，齐心合力开展复工复产，修建厂房，排除矿井内积水，使久违的机器轰鸣声终于再次响彻水口山上空，深埋的“宝藏”终于重见天日。通过他和全矿干部职工的努力，1950年，建成关内第一座浮选厂，处理尾砂200吨/日；1952年，水口山第四冶炼厂竣工投产，产出99.96%的高纯锌，同时相继完成了第一、二、三厂的修复和扩建。1953年2月，铅锌矿开始井下排水，修复老窿6061米，9月正式复工生产。刘亚球为了水口山矿复工复产，宁愿高官不当，回矿下窿，其精神境界之高，是一般常人难以做到的，他为新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复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成就了水口山“中国铅锌工业的摇篮”之美誉。

刘亚球同志一生勤俭朴素，工作岗位在那里，清廉正直的作风就带到那里，深深地感染着周围的同志，坚强的党性为后辈树立了榜样

他从不占公家的便宜，在水口山工作期间，他的卧室只有单人床、三屉桌和坐椅等几件简单家具，这些也都是他自己出钱买的。即使是回复一些群众来信，他也不动用公家的一张邮票，一页信纸，一个信封。

20世纪50～60年代物资紧缺，买米买菜买肉都要凭票排队购买，国家给他发了一张“老红军干部特殊供应证”，可免排队，还能享受到一些特殊物资，但刘亚球从来不用，周末休假时凌晨2点就去排队。后来，为解决老红军、老干部待遇，省里修建了专门的楼栋，在征求刘亚球同志意见时，他拒绝接受。他对家人们说：“我回绝了组织分给我的房子，因为我都上年纪了，这是国家给我的待遇，我去世后你们是没有权利享受这种待遇的。”因此，家人便一直住在刘亚球妻子的单位宿舍。

刘亚球患有严重的高血压，每年政府为老干部提供避暑疗养等特殊待遇，他却一次都没去过。省里发给他买空调的票他也不要，说太耗电了，用不起。经常自己在楼顶上浇水降降温，然后背个门板、草席和枕头，到楼顶平台上睡觉纳凉。“公正廉洁、实事求是”是刘老坚守的底线。儿子刘小果回忆：有一次，一位曾经跟随父亲一起干过地下革命工作的衡山老乡，带了很多农产品恳求刘老帮忙证明他为革命有功。父亲要求来人必须把“东西”原样提走才肯接待。父亲说：你确实是为革命做了事，这个事实我肯定认啊，但你带这些东西做什么，快带回家去，乡下的生活也不容易啊。后经刘老证明，老乡依据政策落实了相应待遇。

他严格约束家人和亲属，自己从不向组织伸手要待遇，也不允许任何人沾自己身份的光，甚至显得有些“不近人情”。1982年10月，弟弟刘炳南写报告给刘亚球，请其帮忙解决晚年生活困难和安排子女工作；刘炳南的儿子也写信给伯父请求帮忙安排工作。刘亚球断然拒绝，并回信弟弟：“你们都不能利用我的影响和任何特权办事，自己的人生要靠自己拼搏奋斗。”

他的2个子女在工作、生活上没有得到过任何“特殊关照”，甚至政策允许的事，他也从不为子女“争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浪潮中，政策允许家里留下一个孩子，刘老决然动员家中一儿一女响应党的号召一起下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后知青回城两兄妹也未依靠父亲安排好的工种。

无论身处何时何地何职，刘亚球的一生都在为百姓、为群众想事、做事。担任省政协副主席期间，他每天都会与附近的居民话家常，到菜市场掌握第一手“菜篮子”信息，用刘老的话说：“要为百姓做好事、干实事，就要知道百姓的难，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是共产党建党建国的初衷”！正是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工作作风让附近的居民把刘老当成了自家人，都亲切地叫他“刘嗲嗲”。1984年2月，刘亚球同志有生之年第一次住院，也是最后一次入院。在弥留之际，家人围在病床向他承诺：“一定严格教育晚辈，培养对国家有用的人”。

1984年2月11日，刘亚球同志在长沙病逝，终年80岁。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王首道致电悼念：刘亚球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他62年的革命生涯间，始终表现出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崇高革命精神和无私无畏的战斗风格。在对敌斗争中，他坚决果敢，从不动摇。服从组织，遵守纪律，勇于负责，联系群众，具有克服困难的惊人毅力。

刘亚球同志一生襟怀坦白，作风正派，刚直不阿，获得党内外的高度赞许。他光辉的一生，为人民求解放，为人民谋幸福，淡泊名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生活简朴、廉守廉行、严以律己是共产党人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的生动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