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供给侧改革今年的主要任务之一，中央和地方近期在“降成本”方面密集发声。
    近期，山东省就供给侧改革出台了40条新政，其中包括设立目标到2016年，通过减税降费为企业减轻成本负担500亿元左右，各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费率统一降至18%等。
    在地方重视降成本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报》近日刊发的对企业垄断成本调查的文章也明确指出，在煤、油等原料成本稳定甚至下降的背景下，来自水电热气等垄断性行业的成本仍然“坚挺”。
    当前，面对降成本方面遇到的各种困难，该如何有力地推进降成本措施，以及降成本对供给侧改革将产生哪些影响等，记者带着上述问题，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杰。
    降成本可激发企业生产活力
    记者：在您看来，降成本在供给侧改革中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张杰：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所依赖的低成本优势，尤其是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所依赖的低成本出口竞争优势，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中央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大战略部署中，专门将“降成本”制定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以此来积极主动地应对和破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供给侧改革抓住了中国当前经济发展困局中的牛鼻子，而降成本正是牵动牛鼻子、把经济抓活的一项重要手段。具体的降成本措施，可触发企业生产部门的活力。成本降低，则利润相对提高，让企业更有动力进行投资，更有能力去进行技术创新。
    记者：您觉得目前哪些成本过高？
    张杰：成本高的问题，我归纳为典型的“八高”现象：制度性的交易成本高；税负、税费高；劳动力的供给成本高，包括五险一金的社会成本等；高额的融资成本；能源成本高；较高的物流成本；相对高的土地成本；汇率成本高等。
    目前不仅是传统制造业的成本高，各界对成本过高给高新技术产业带来的负面影响认识也不足。举例来说，近期外界热议华为是否会迁出深圳。事实上，在此之前，美、日、德等国在深圳投资的企业，都有迁出深圳的情况，这对深圳的发展产生挑战。
    其中一个典型的原因就是深圳的房价涨得很高，这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比如，一个企业有几十万的员工，由于深圳房价高，所以买不起深圳的房子。企业若要把员工留在深圳工作的话，就要给他们很高的薪水，来弥补由于房价带动的一系列连锁的生活成本上升。生活成本高企的情况下，大企业也不堪重负。对于企业来说，企业本身肯定是希望整个生活、社会、房价等成本能够更低，对高技术人才更具吸引力。
    大企业搬迁的情况，这在中国其他很多地方都有发生。所以高成本不仅对传统产业出口竞争优势和转型升级的能力造成极大负面效应，也会影响国家的创新驱动战略实施。
    制造业生产成本或可降20%
    记者：目前中国成本高企的原因是什么，这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张杰：成本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过去市场和政府功能的边界界定不清，这影响了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此外，过去地方对于土地财政过于依赖，也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
    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是依据国家的综合实力和技术创新水平而定。例如，美国以高端的技术创新为主的产业为发展导向，而中国相比产业结构偏于中低层次的技术创新产业。但是由于中国中低产业成本高导致其与美国的中低产业相比优势减弱。另外，由于越南、印度的成本更低，相比于中国优势也更强。所以，中国传统产业面临着巨大的挤压。
    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若成本过高，将对其出口竞争及可持续发展能力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如果不妥善解决降低成本，将造成中国传统制造业过早、过快地丧失出口竞争优势，相应中国出口方面的经济增长动力面临极大挑战。同样，成本过高，也将影响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记者：您觉得中国降成本的空间有多大？
    张杰：中国降成本的空间很大。据我估算，中国整个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平均可降低20%左右。有报告指出，中国某些传统业综合生产成本已经和美国相差无几，所以中国想要保持制造业大国地位，必须通过综合的改革，使制造业不合理的成本因素去除掉，最终应该会大幅度降低。
    举例来说，中国的纺纱业以前也是具有出口优势的行业，曾有研究者将在美国办纱厂的成本和在中国办纱厂的成本进行对比，发现中国在降成本上仍有很大的空间。比如税收成本、能源成本等，通过对比发现，电价、电费都较美国高。这样来看，一些传统制造业成本降低20%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当然实现20%的降幅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切实推进能源价格机制改革
    记者：既然降成本空间很大，那您觉得具体应该怎么降？
    张杰：首先需要明确的是，降成本既有短期任务，也有中长期任务。这需要系统性地从“八高”入手来降成本，而不是某一个方面进行降成本就可以了。
    具体来讲，短期来看，中国某些制造业行业成本高，对其进行针对性的结构性减费降税政策，能够使他们在短期内有稳定的预期收益，激发起投资的动力和活力。但是减税降费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一直降费财政也承担不了。“冰山”下更大的问题是“八高”，这需要进行综合性的改革，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对于这八个方面，有些方面降1%，有些方面降2%，整体上降成本的幅度就大了，综合优势形成以后，中国的产业就能够实现在全球有持久的竞争力。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从减费降税来说，也不仅仅是短期的任务。先从短期来看，采取结构性的减税政策，针对制造业特定竞争优势快速弱化的行业进行结构性减税，例如，通过税收制度改革实现减税，尽快将“营改增”推广和落实到建筑业、房地产、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领域。但从长期来看，整个税负的降低与国家的行政体制、税收制度的改革紧密相关，这又涉及到中长期问题。
    记者：近期，《人民日报》刊发的对企业垄断成本调查的文章也明确指出，在原料成本稳定甚至下降的背景下，来自水电热气等垄断性行业的成本仍然“坚挺”。这和您讲的“八高”中的能源成本高也相关，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张杰：国有企业为主的垄断企业对中国制造业高成本的影响不可低估。国有企业层级较多，管理体制相对僵化，这也导致本身就需要高昂的管理成本和人力成本支出。并且，许多国有企业在产业链的上游，是用电用水的供应商，国有企业运行成本高的情况下，水电等的价格也变高，也导致下游企业的生产成本变高。
    需要切实推进能源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真正降低制造业企业能源成本负担。首先，真正落实当前制定的能源价格机制改革方案，进一步理顺能源产品价格关系，使得汽油、电力等能源价格切实反映市场供求的变化。加快在趸售电价、留存电量价格、直购电和富余电量消纳、天然气直供、天然气经营企业成本监审等方面的体制改革步伐，促进企业能源成本的降低。
    同时，需要真正打破能源生产体系中的国有垄断体制，优先将混合所有制改革全面引进到石油、电力等能源领域国有企业，进行减少管理层级的现代公司体制改革，通过经营成本和垄断成本的降低，来进一步促进企业能源成本的逐步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