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英雄王若君与本报记者交流。

　　王若君，1918年3月13日出生于河北易县东娄山村。1935年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8年，进入冀中根据地参加抗日。1942年，受北方分局派遣，只身潜入北平开展地下工作。1944年，王若君返回晋察冀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多个政府部门和企业任职。1978年调任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任副院长。1983年离休。现跟子女们一起居住。
　　1941年秋，当时抗战形势发展到相持阶段，党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要准备力量做敌占区的工作。王若君受北方分局派遣离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回到老家北平开展地下工作。王若君担负的任务是在北平的中青年学生中开展工作，向根据地输送进步青年，保护革命力量。这期间，王若君以小学代课教师的身份作掩护，通过亲戚朋友，接触到大批进步青年。除了开辟秘密交通线向根据地输送新鲜血液外，王若君还发展了11名地下党员，为党在困难时期补充了新生力量。
　　从根据地赶赴北平
　　1941年12月的一天，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刘仁找王若君谈话：“组织上想派你去北平工作，你看有什么问题和意见可以提出来。”“我和联大的陈瑯环已订婚，别的没什么考虑。”刘仁严肃地说：“咱们党内从来没有订婚一说，你自己考虑一下去不去。”王若君心跳了，这个任务很重要，也很光荣，当党需要自己去担当时，如果不去，可能会内疚一辈子。王若君干脆地承担了这项任务。
　　王若君这次分配的工作与以往不同，远离根据地，单枪匹马地闯进敌人的心脏——北平，诸事都要独自处理，不像在根据地时可以随时请示党组织，虽感到有些孤独，但这正是考验自己的一个绝好机会，看看自己能不能在敌人手心里打开工作局面，能不能随时随地一切从党的利益出发做出成绩。与爱人分别前，王若君写了首诗，诗中写道：
　　“我像一把宝剑插到敌人心脏。”
　　“不是在凯旋门前拥抱我的爱人，就是做中国的热纳达尔克 (Janedrk，法国民族女英雄)。”
　　1942年2月8日，王若君回到北平，面对的是一个被蹂躏和奴役的城市，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每天围着几斤混合面儿奔波。大街上日本帝国主义的“皇军”横冲直闯，商门脸挂着太阳旗，大街上没有几个人，冷冷清清。
　　人力车拉着王若君到西四北沟沿回子营8号一个黑门口放下。进门后，看到母亲、弟弟、妹妹三人住在东北角不足9平方米的一间小屋里，没有生活来源，靠亲戚朋友接济。邻居大婶说母亲“又躺了一天”，是因为断顿，母亲才刚过四十岁就显得憔悴苍老，弟弟和妹妹长的细高身上却没有一丝多余的肉。回想起家人受到的煎熬，王若君不禁留下热泪。
　　离开根据地前，组织希望她回到北平，想办法考进大学，在中青年学生中开展工作。可是，家里已经这样了，哪里还有余力上学。即使真的去上了大学，家里的这种情况，更容易引起怀疑。王若君决定先找个事做，既能养家，也有职业的掩护，再作其他打算。
　　第二天，母亲拿着她的“良民证”，去换了一张“居民证”。母亲逢人就说：“我大女儿回来了，我算有靠头喽！”言语之中，满是希望。
　　在亲戚的介绍下，王若君在地安门东街小学找到了一份临时代课的工作，又在三家店附近香峪寸煤矿子弟小学当教员，后又做了神港洋行记账员。王若君像北平的小职员一样，为了一家4口人的生活东奔西跑的上班。
　　辗转联系进步青年
　　作为代课老师，王若君痛心地看着孩子们天天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有一次，她冒着风险给代课的六年级学生讲了东北三省被日寇侵占后老百姓过着悲惨的亡国奴生活，一张张小脸安静地听着，有的还掉下眼泪。第二天，有个流泪的孩子把他小时候的照片送给了王若君并说：“王老师，我永远忘不了您。”这样做之后，在他代课期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没有感到被监视或受到威胁。这就使王若君对敌占区的人民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们是爱国的、有骨气的，并且是团结的。虽然她是单枪匹马一个人，但并不孤独，有一种力量在支持着她，在敌占区工作的信心更增强了。
　　她在门头沟日本人办的煤矿附属小学代课时，常到学生家长工人们家里去串门，冬天小孩子都没衣服穿，光着屁股在坑上爬着玩，吃的是混合面，连黄澄澄的玉米面都极少见，而日本人吃的是鱼、肉、大米、鸡。有次她去煤窑参观，工人们过的更是非人生活，站不起身来，要弯腰走，有的地方就得爬，在掌子面上采煤，都是跪着用镐挖。工人们说：“过了山那边就有八路，只可惜我们拉家带口，走不了。”从工人的话里，王若君意识到：北平虽已沦陷快5年了，但中国人民并没有屈服，仇恨的怒火隐藏在他们心中，总有一天要把日本法西斯烧成灰烬。
　　由于是在小学代课，接触的都是年龄幼小的学生，王若君很难以他们为工作对象。可是，回到北平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工作怎么开展呢？她不停地思索，找突破口，她突然想到了王氏家族在北平就有很多进步青年。王氏家族原是河北省易县东娄山村的大家族，当时在北平就有二三十户。抗战爆发后，家里的成年男子大都随着宋哲元的部队到国民党大后方去了，留下的多是老人和孩子，女孩子占多数。她们以前常跟着哥哥姐姐们学唱抗日救亡歌曲，幼小的心灵埋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读了中学后，对日本的奴化教育和亡国奴的生活心生不满，但是又苦于没有出路，只能忍气吞声地过日子。对，就从自己的家族开始工作。
　　“我开始频繁地去串门。当得知叔家的大女儿王岫爱看进步书籍后，就主动和她接触。多次交流后，我发现她是个爱国青年。”王岫成为王若君的第一个工作对象。王岫当时十七八岁，从小在堂兄的影响下，偷偷阅读苏联革命小说如《铁流》、《被开垦的处女地》、《母亲》等，还送给同学和兄弟姐妹们传阅，接受进步思想。通过王岫，王若君接触到她的一些进步同学和本家一些在读中学和大学的姐妹们。女附中的杜璇、史会和两个在女三中读书的本家妹妹王羽、王敏都是王岫介绍给王若君的。通过王羽、王敏，王若君又接触了贺磊、赵小军、梁瑜、方亭、艾山、李青、高英等，并先后把她们送到根据地。通过梁瑜，王若君接触到了甘英，就和进步团体“海燕社”联系上了，“海燕社”当时团结了百余名爱国进步青年。
　　建立起秘密交通线
　　到1942年底，王若君的工作局面打开了，要把一些革命青年送到根据地去，需要有一条比较安全的交通线和可靠的人护送。王若君坐火车南下易县，再徒步40里地，通过敌人的一道道封锁，来到老家东娄山村。在叔叔王霁青的引领下，王若君找到村干部，和他们谈妥了路线及转送安排：从北平送来的青年由村里护送到易县五区区委书记杨磊之那里，然后再通过区武工队转送到北方分局组织部。王若君和村干部谈好如何化妆，如何显示标记，以便到火车站接人。1943年，王羽、王敏、安子3人以回老家探亲名义，顺利到达东娄山村，并被转运至根据地。一条秘密交通线开通了。
　　从易县到东娄山村40里的路，伪军经常出没，如果不是王氏家族的人、不熟悉这条路的人该怎么办呢？因为在日伪手下干活，又不能经常请假，王若君不可能每次都带路。踌躇之时，王若君的母亲高淑英勇敢地站了出来。“送进步青年到根据地,相当一部分是我母亲通过这条交通线完成的。”1943年夏，高淑英开始做秘密交通线的带路人。这位坚强的母亲带着一批批进步青年开始同日伪周旋于交通线之间，向根据地输送了大批“新鲜血液”。有时她还将人直接送到根据地的交通站——周庄侯儒林那里。此外，组织上还将一些秘密宣传材料交给她带到北平，“斯大林194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讲话”就是她带到北平的。为确保秘密交通线的安全，王若君还将妹妹高志送到易县火车站当警察，母亲也搬到易县西关居住，给转运工作提供了许多方便。
　　安全撤离回根据地
　　1944年3月，王若君完成了新闻学院的学业，被分配到日伪中央通讯社妇女股当外勤记者。正当王若君准备大显身手好好干一场的时候，她突然接到在伪新民会工作的本家妹妹王荃的消息：“日伪要下手了，他们的名单上有你的名字。”为了进步青年和地下党员的安全，经上级领导批准，王若君决定撤离。王若君立即回家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小包袱，安排好北平的工作，与甘英绕道固城回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后记：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７０周年、世界反法西斯胜利７０周年的日子里，很荣幸能够采访到抗战英雄、98岁高龄的王若君老人。听了老人的抗战故事后，感觉很幸运的是我们生活在幸福的新中国，不必吞糠咽菜，不必经历炮火硝烟。和平岁月，我们更应该饮水思源，时刻谨记：祖辈用生命换来和平，父辈用艰苦换来安康，作为新世纪的年轻人应该继续发扬抗战精神，来建设、捍卫这块美丽缤纷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