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到地矿部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与全国形势一样，地质工作经历了十年动乱，很多工作需要理顺，请问当时做了哪些工作？

　　朱训：1982年3月23日，对我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我接到地质部政治部组织部的电话通知，要我立即赶到北京去。为什么叫我去北京，电话里并没有说。于是，我就拿了个小包儿坐上了江西南昌发往北京的火车。
　　下车后，部办公厅主任吴志远和组织部部长廖春荣，记得好像还有姚焕章同志等人把我带到孙大光部长办公室。大光同志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中央决定调你来部任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就这样，我从江西省地质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的岗位来到地质矿产部，在这里度过了13个春秋，虽然离开地矿部已经很多年，但不少事情至今仍历历在目。这里说的只是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几件事。
　　我先从1979年的全国地质工作会议和恢复地质部说起。
　　1978年12月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会议通过拨乱反正，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重新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一次对后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深刻影响的会议，同样也为我国地矿工作带来深刻影响。
　　为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孙大光为班长的国家地质总局党组决定召开全国地质工作会议。这次全国地质工作会议，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联系地质战线的实际，拨乱反正，办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撤销了国家计委地质局1970年发的75号文件。文件的题目是《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纪要》。这个文件违背了党的实事求是原则，不尊重客观规律，是“文革”中一套“左”的东西。在这次会议上，大家一致要求撤销该文件。后来，经请示上级批准撤销了这个文件。
　　第二件事是，提出以地质找矿为中心的口号。把地质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地质找矿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是这次地质工作会议的一大成果。通过这次会议，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一套，地质战线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记得就在这段时间，在浙江召开了一次地质工作会议，总结肯定浙江地质工作的经验。当年“大跃进”时期，为了“扭转北煤南运”，曾在浙江搞过夺煤大会战，结果成效甚微。后来从浙江地质条件的实际出发确立了找矿方针，在非金属矿和有色金属矿找矿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个会是张同钰同志主持的，他作了一篇很好地体现出实事求是精神的报告。我作为江西地质局代表参加了。会议对地质战线联系实际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前面说了拨乱反正的事，现在再说恢复地质部的事。
　　“文化大革命”期间地质部被撤销，改为国家计委地质局，后来改为国家地质总局。受这一影响，各省（区、市）也先后撤销地质局。一些工业部门的地质管理机构也撤销了。于是，有的并到综合部门，有的成为综合部门或重工业局（厅）的地质组。
　　国家没有地质部，省（区、市）没有地质局，使全国地质工作少了领导，更没了规划和指导，地质工作大大削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经济建设必须要有资源，要做地质工作，要有人搞规划，搞管理。这种情况下恢复地质部的呼声很高。国家地质总局当然也在积极争取恢复地质部。
　　1979年9月13日，五届全国人大十一次会议上，余秋里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向会议作了关于恢复地质部的说明。余秋里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建设要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需要加强地质工作，有必要恢复地质部。
　　经全国人大同意，恢复了地质部，任命孙大光为地质部部长。随后经请示中央同意，各省（区、市）地质局也恢复起来。随着地质部和各省（区、市）地质局、各工业部门地质管理机构的恢复，“文革”期间地质工作没有专门部门管理的局面得以扭转，全国地质工作逐步走入正轨。

　　记者：1982年5月，地质部更名为地质矿产部，请问这一更名的重大意义是什么？

　　朱训：1982年5 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第23次常委会决定把地质部改为地质矿产部。
　　事后，万里副总理见到我时说：“朱训同志，把你们的地质部改为地质矿产部是我的意思。你们地质部不应该光找矿，还要管矿。矿是很宝贵的了，找到很不容易，要很好地开发很好地利用，不能浪费资源，要不浪费不破坏就要有人管，总要有一个部门代表国家代表国务院来管理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出了一个主意，把地质部改为地质矿产部。”
　　这次人大会议通过了这个决议，通过这个决议时当然也就赋予地矿部监督管理矿产资源开发的职能，同时在部内设机构里增设矿产资源开发管理局，负责管理矿产资源开发和监督管理工作。
　　地质部更名为地矿部是中央作出的战略决策。这意味着原地质部过去单一的找矿职能，从此变为找矿与管矿的双重职能。根据人大决议的精神，国务院在政府机构改革过程中，国家机构编制改革委员会批准地矿部的四项政府职能是：对地质矿产进行综合管理，对地质勘查工作进行行业管理，对地质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进行监督管理，对地质环境进行监测评价和监督管理。还规定地矿部负责组织实施矿法及配套法规，协助健全和完善法规体系等。
　　地质部更名为地质矿产部后，很快把部矿管局组建起来了。部里搞了矿管局，各省地质局也成立了矿管处，负责各个省的矿产资源开发监督管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次改变，由地质部改为地质矿产部看上去多了两个字，实际职能有很大改变。责任本身不仅要找矿还要管矿。矿产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不像树砍了还能长起来，草割了以后还能长，而是几百万年、几千万年才形成的，是不可再生的，所以有人管了矿，对于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对于促进国家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是大有好处的，对子孙后代也是大有好处的。从国家利益说，从对子孙后代负责来说，意义都是非常深远的。

　　记者：您到地矿部时正好是开展第二轮找矿，请谈谈第二轮找矿取得的成绩。

　　朱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间，在全国大范围内广泛地开展地质找矿工作，有很多发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我们把这个时期的地质勘查工作称作第一轮找矿。第一轮找矿的成就是很大的：探明有储量的矿产有134种。
　　几十年过去了，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建设规模的扩大，需要的资源量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找矿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思路不断出现，开展新一轮找矿，以求发现新的矿产地也成为可能。所以，地矿部决定在全国开展第二轮找矿工作。
　　第二轮找矿从找油气开始。1982年地矿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石油地质工作会议，这个会议研究分析了改革开放前几十年找油的成就和经验，确定了一个新的找矿方针，即“四新”方针：新地区、新类型、新领域、新深度。这一方针为今后一个时期成功地开展油气地质工作明确了方向和任务。
　　新地区讲的是找油要不限于在东部地区，也在西部；新领域不光在陆地，还有海洋；新类型，油田的类型绝非一种，大庆油田是一种类型，任丘油田又是一种类型，不同油田的类型不一样；新深度，过去找油的钻井深度只有几百米、一千多米，现在向深部进军，达到一两千甚至三五千米。
　　“四新”方针确定后，我们主要一手抓海域，一手抓新疆。经过几年工作，1983年在东海盆地龙井一井和平湖二井找到了油，打出了几个高产井，从而实现了海上油气勘查工作的重大突破。后来东海油气田进一步勘探，扩大了远景，证明有开采价值，确定要开发。东海油田的开发，对解决上海等地的油气资源供应，作出了一定贡献。1990年上海市政府与地矿部联合召开庆功会，朱镕基同志接见了会议代表，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发来贺信。
　　1984年9月22日，地矿部西北石油地质局在新疆塔里木盆地沙参二井打出了高产油气流，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新疆塔里木盆地实现重大突破之后，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非常高兴，几次在会上赞扬此事，之后地矿部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联合开了庆功会，庆祝新疆塔里木盆地沙参二号井取得重大突破，并在第一口井旁边竖了个碑。这是第二轮找矿的又一个重大成果。这个成果的取得与地矿部确定的“四新”找矿方针开展第二轮找矿有很大关系。之后地矿部决定在新疆搞会战，接着石油部也调进队伍，与地矿部两支队伍集中力量找油气，通过会战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发现了大油田和大气田，后来的西气东输工程得以实施，与这个会战是分不开的。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做出的向海洋、向西部进军的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1985年地矿部在山西太原召开固体矿产普查工作会议，专题研究固体矿产找矿问题。这次会议由当时的副部长温家宝同志主持。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第二轮固体矿产普查，很快取得成绩。1985年到1990年期间，全国新发现1400多处大中型矿产地。

　　记者：全国找金是当时地矿部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您亲自领导了这项工作，取得了哪些显著成果？

　　朱训：在全国范围内推进黄金地质工作，是我在地矿部长岗位上开展的重要活动之一。
　　金是重要矿产，国家储备的黄金量体现着国家实力。党中央和国务院对黄金找矿非常重视，但从全国解放到1985年这个期间，黄金增长生产速度缓慢。清朝西太后时期全国黄金产量只有4吨，1985年全国黄金产量达到30多吨。当时有一批金矿矿山由于探明后备可采储量不足，处在停产、半停产“等米下锅”状态，为什么？后备资源严重不足。矿山原有探明的储量采得差不多了，没有找到新矿，没有后备资源，矿山的生产规模难以维持。当时中央和国务院领导都很着急，在国务院会议上，总理亲自过问此事。经过多次思考，后来我提出建议，动员组织全国地质力量找金矿，把金矿作为找矿的一个重点，这个意见被国务院领导采纳。
　　要把全国地质力量组织起来，需要有一个协调的组织，因为当时全国地质队伍有100万人，技术人员也有20万左右，100万地质大军分散在多个部门，地矿部有40万，其他部门有60万，分布在石油、煤炭、冶金、有色、核工业、水利、建材、化工等部门。根据这种情况，我向国务院领导汇报工作时，建议成立全国黄金地质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领导非常赞同，说：“地矿部牵头，朱训你牵头，你当组长，其他工业部门参加。”
　　1985年10月17日，根据国务院指示在北戴河又开了个会，会上成立了全国金矿地质工作领导小组。之后各部门抽调力量寻找金矿，每年有六七万人从事金矿找矿工作，当时全国很多矿种，仅一个金矿就聚集了几万人，当时的规模是很大的。每年投资五六亿元，当时也是很大一笔投入，工作量一年几万米。为了激励找矿工作，我们把找矿成果与经济效益挂钩，找到一吨金矿奖励多少钱，搞储量承包。这样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找到的矿越多得到的奖励越多。同时，我们依靠科技进步，采用先进的方法，利用地球化学方法找金矿。山上有金的地方在土壤中都会有反应，采用地球化学探矿方法来采样，进行处理，采集了好多样品来进行分析，初步分析发现异常，看看哪里可能有金矿，然后再布置工程，打硐子或探槽或打钻，进行详细勘探。还发明并采用了快速分析方法和现场快速测定方法，很快就能在野外分析出来，缩短了工作周期。过去采了样要到分析室化验，周期很长，现在有的样品直接在野外化验，加快了速度，同时也提高了分析精度和质量。
　　全面发动，储量承包，采用新技术新方法，金矿找矿很快取得很好效果。1985年全国探明的保有金矿储量1998吨，1995年全国探明的储量有4287吨，比1985年翻了一番还多。1985年国务院领导开会找我们商量：“现在金矿产量是39吨，‘九五’能不能为生产100吨黄金提供资源，这是你们金矿小组的任务。”当时我们和负责协调工作的国务院副秘书长白美清同志都没有深究“九五”指的是1995年还是“九五”（1995年～2000年）期间。后来，到了1995年全国黄金生产达到108.4吨。无论是1995年还是“九五”期间都超额完成任务，从那以后黄金生产形势一直上升。

　　记者：制定《矿产资源法》是大势所趋，也是矿业界的期盼，矿法制定期间一波三折，读者非常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朱训：拨乱反正的中国作出了“依法治国”的选择，各行各业竞相立法。这是历史的必然。对矿产资源而言，立法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在眉睫的，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党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对矿产资源的需求量快速增长，一方面矿产勘查开发跟不上建设发展需要，另一方面在矿产勘查开发活动中，由于无法可依，管理工作又跟不上，出现了很多矛盾和问题，特别是放开、搞活之后，由于不同所有制的矿山受到不同集团利益的驱动，争抢地盘的纠纷不断，争矿抢矿的事件时有发生，矿产资源破坏浪费现象严重。严峻的矿业形势，迫切需要一部法律作武器，以维护正常的矿业秩序，加强资源的保护，以利于国家长远发展和子孙后代的需要。
　　1979年国务院确定由国家经委领导、由地质部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参加组成《矿产资源法》起草小组。矿法从1979年起草到1986年全国人大通过实施，历经7年，为何这么长时间？这里面既有认识问题，也有方方面面的矛盾或利益问题。这些关系中主要有：一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二是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三是部门之间利益关系。正因为有很多矛盾和利益关系需要理顺，所以一拖就是7年。
　　矿法起草过程中，地矿部党组曾向中央书记处汇报过一次工作，当时书记处确定开发地下资源的总方针为：放开、搞活、管好。这个方针当然成为起草矿法的指导方针。
　　尽管如此，矿法的协调工作还是很难的。如矿产勘查开采历史上是分散管理，由一家管还是大家管这个问题一直协调到1985年。最后写得较为笼统，如铀矿归核工业管，石油在矿法中加了个附加条款。1985年3月，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我作了说明。就在准备第二天全国人大讨论通过前夕，最高决策层对“放开、搞好”都赞成，对如何“管好”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矿法管得过严，应该再放宽，有水快流，强调矿法要放手让群众和集体采矿，让贫困地区的百姓尽快脱贫致富，至于将来怎样，由后人考虑，后人比我们聪明。另一种意见是既要放开搞活，又要管好，要考虑长远利益，要为子孙后代着想。由于意见不一，彭真委员长临时召开委员长会议，决定矿法不提请这次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就这样一推就又推迟了一年。在这一年间上上下下又做了很多艰苦的协调工作和统一思想工作，终于在1986年3月19日，第六届全国人大第十五次常委会通过了矿法，随后国务院又发布实施了与矿法配套的三个实施细则，从此我国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走上了有法可依的道路。

　　记者：改革开放后，因子女入学、就业和家属工作，给许多地质队带来了很多困难和问题，基地进城的呼声很高，作为这项工作的亲历者，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朱训：在地矿部工作期间，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地质队的基地进城。
　　解放前全国只有200多名地质工作人员、十几台钻机。1949年后经济发展很快，需要资源，地质队伍很快发展起来。当时的地质队伍一部分来自社会，一部分为专业军人，一部分是学生，都比较年轻，结婚的很少，有小孩的更少。矿找到哪里，地质队队部基地就建在哪里，“队随矿走”。1960年后地质队伍发展很快，这时成家的多了，有小孩的多了。那时基地在距离城市五公里以外的远处有补贴，所以基地都离城市较远。这时问题产生了，孩子上学不方便，家属和青年就业难，影响职工工作。基地进城问题摆上了议事日程。
　　针对这一问题，部党组作出基地进城的决定，分批分期进行。1983年部党组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在郑州召开基地建设会议。大光部长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作出了规划。原想快些，但有不同意见，主要是一些人舍不得津贴，另外基地建设投资经费不能满足需要。为了解决部分住宅建设经费，部党组作出决定，采取改革措施，用“三家抬”的办法解决建设问题，即部里拿1/3，地质队拿1/3，职工集资拿1/3。这个办法我向国务院领导作了汇报，得到国务院领导的赞同。就这样，一部分职工宿舍解决了。
　　经过一些年的努力，地质队的基地进城问题得到了解决。

　　记者：20世纪80年代，矿山的生产情况还比较正常，没有到“等米下锅”的地步，为什么还要进行资源保证程度论证？

　　朱训：刚刚改革开放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这几十年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质工作，找到了大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建设了不少矿山，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当时探明的矿产储量比较丰富，很多矿山有饭吃，不着急。后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对资源需求的不断加大和矿山开采量的加大，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的矿山开始感到后备资源的不足。地矿部储量管理部门发现有些矿产每年探明的储量已经小于开采储量，出现了入不敷出的情况。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从1987年开始，由地矿部牵头，组织全国地质资料局（地质信息中心）的同志，会同全国煤炭、化工、建材、石油、核工业、冶金等部门的同志联合开展了对45种矿产资源对国家建设保证程度的论证工作。这项工作从1987年开始，1989年结束。论证分为2000年、2010年和2020年三个阶段，论证结果表明：到2000年有16种矿产不能满足需求，2010年22种不能满足需求，到2020年39种不能满足需求。
　　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就是这次论证，引出了一系列资源战略方针建议，我们以不同方式向有关方面报送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如“将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要实行开源节流并重方针”、“走资源节约型经济发展道路”、“要大力加强地质勘查工作”等等。此外，还就如何促进我国矿业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建议。1991年我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时，重点汇报了我国的资源特点和资源保证程度论证情况，并做了一个资源保证程度论证的直方图，复印了好几份，每位领导都送了一份，在汇报中我再次建议要加强地质勘查工作，要对“地大物博”的概念重新认识，正确认识我国资源总量丰富、人均不足的国情，要实行开源节流方针，走资源节约型经济发展道路。江泽民总书记在听后拿着直方图对大家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地矿工作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大家要支持它。”根据我的建议，江泽民总书记在讲话中还提出，国情教育要从中小学生抓起，教他们重新认识“地大物博”的概念。
　　现在令我感到高兴的是，很多建议付诸实施了。当年那张直方图，一直到今天还被很多人利用，来说明与分析我国矿产资源形势。

　　记者：1983年地矿部党组提出进行“三光荣”教育，它的意义是什么？

　　朱训：1983年，我代表部党组在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时，为了鼓励地质工作者艰苦奋斗和献身地质事业，提出了开展“三光荣”教育。“三光荣”是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提出“三光荣”教育问题，是对老一辈地质工作者爱国主义精神、献身地质事业精神、艰苦奋斗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要建设，要发展，需要资源，需要地质队伍。1950年，毛主席发出“开发矿业”的号召，陈云同志提出：“地质工作要大发展，大转变，要为国家建设服务。”当时全国就两三百个人，力量太小，不能适应建设需要。怎么发展？队伍从哪来？当时从军队调来一大批干部，他们把军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带到地质队伍中来，这种精神也需要继续弘扬和发展；李四光同志从国外回来后，就与另外一些老地质工作者联名向全国发公开信，号召学过地质的人从国外或从其他地方回来从事地质事业。这种热爱地质事业和爱国主义精神也需要提倡与发扬。
　　地质工作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整天与日月为伍，与矿野为伴，是个特别艰苦的行业。20世纪50年代前期，毛主席在听取地质部汇报工作时曾说：“你们更像军队。”刘少奇同志在1957年接见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生时说的话“你们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游击队”，形象地反映出这个行业的工作特点。地质人是无名英雄，需要献身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和爱国热情。原地质部自成立起，就注意发扬这些精神。上世纪60年代，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何长工在讲话中提出：要让我们地质战士有种光荣感。孙大光部长在1980年开会时，在报告中提出要发扬地质工作者献身精神。因此，1983年，提出“三光荣”教育问题并非偶然，它既是地质工作实际状况的写照，也是对地质战线艰苦奋斗献身精神这一光荣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三光荣”精神提出后，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和整个行业的支持。
　　为了开展好“三光荣”教育，我们同时还结合弘扬李四光爱国主义和献身地质事业的精神。1989年，在李四光诞辰一百周年时，我们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了纪念大会，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指出李四光是一面旗帜。会前，我们做了李四光半身铜像，竖立在地矿部院内，现在还在。那年，我倡议建立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委员会并兼任主任。对从事地质教育、地质科研、野外地质工作的优秀人才进行奖励，基金委员会每两年进行一次评奖，现在已经评了好多次了。

　　记者：据我们了解，您在任期间成立了不少社团组织，为何要成立社团组织，作用有哪些，您是如何推动社团工作的？

　　朱训：我到部之时，已经存在的社团有中国地质学会。我到部里后，发起成立了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委员会、中国地质灾害研究会。中国是个地质灾害频发的国家，很多地区地质构造较活跃，人为活动又不断增强。为了防治地质灾害，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1989年，成立了由原地矿部发起，原城市建设部、水利部、铁道部、中国科学院联合参加的中国地质灾害研究会。1990年，我在原冶金工业部老部长吕东、原煤炭部老部长高扬文、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的支持下，发起成立了中国矿业协会（现在的中国矿业联合会）。后来，又争取到原国家教委的同意，成立了中国地质教育协会。此外，还在有关方面共同发起与支持下，成立了徐霞客研究会、中国宝玉石协会、全国地学哲学研究会、地质文联等一批社团。
　　根据我的体会和认识，社团至少可以发挥四方面作用：一是团结作用。如搞地质的，搞矿产的，全国有很多。地矿系统有40万人，还有60万人在其他系统。凝聚社会各方面力量，单靠原地矿部本身是难以实现的。有了矿业协会和地质学会，可以就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帮助解决。
　　第二是参谋作用。社团成立后，可以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实施建议，供政府部门决策参考。实际上，上述社团成立后，通过每年组织学术研讨会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建议，报给当时的政府工作部门。可能当时没被采纳，但现在看很多都付诸实施了。
　　第三是桥梁作用。社团可以将党的方针政策和政府意图传达给社团成员。像矿业协会可以传达给各个矿山，也可以把矿山的意见、要求反映给政府部门。
　　第四是助手作用。政府部门有一些需要做但又忙不过来的事情，可以委托给社团来做。根据我的体会，社团在这方面的确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为了推动社团的发展，当时我提出坚持“三三”工作方针。第一个“三”是搞好三个服务：为政府决策服务，提供参谋意见；为发展社团事业服务，比如说矿业协会是为发展矿业服务；为社团成员服务，如矿业协会为矿山企业服务。第二个“三”是“三个依靠”：依靠政府主管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依靠社团成员单位的关心和支持，依靠理事会成员特别是社团秘书处的团结奋斗。第三个“三”是指在实际工作中，要本着积极开拓、量力而行、逐步推进的思路进行。
　　重视社团作用，并不是我有什么高见，而是中央的精神。中央在不少文件中，如在体制改革决定中一再强调，要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社团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体制的完善，我认为社团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应当给予社团工作更多的鼓励和支持。

　　记者：地质队伍体制改革是当年引人瞩目的一项大动作，请问当年进行了哪些改革？

　　朱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的方针后，原地质部、地质矿产部认真研究如何推进地质工作体制改革的问题。
　　由于对我国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有个认识过程，所以改革也是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摸着石头过河”，逐步向前推进的。地矿部的改革就经历了一个从专业化改组到“广开门路，扩大服务，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再到推进“三化”的探索过程。1979年到1982年，改革刚开始时，我们搞专业化改组试点，尽管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毕竟这是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方法进行管理的一种尝试。“广开门路，扩大服务”则是地质队打破长期自我封闭状态，开始走向社会、走向市场的重要一步。
　　1982年到1984年，建立经济责任制，项目承包，搞活地勘单位，地质工作的成果、好坏和经济利益挂钩。对找矿找得多的，各项工作完成好的，给予奖励。
　　1984年，中央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城镇所有企业要全面推进改革。我们几次在向国务院领导汇报工作时讲到地质工作成果应有偿转让时，国务院领导都表示支持。这个意义也写进了《矿产资源法（草案）》中。自1985年起，我们提出“三化”：部分地质成果商品化，地勘单位企业化或管理企业化，部分地质队伍社会化，部党组还认为“三化”是方向，是目标，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观点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肯定。
　　部分地质成果商品化，目的是打破使用地质成果的单位吃国家“大锅饭”的局面。地质工作是国家投资，取得地质成果后，前来开矿的部门应有偿取得。之所以是“部分”地质成果，是因为有些地质工作，如对一个矿床勘探后可以进行开发利用的地质勘探报告，是可以商品化的，可以转让；而一些属于公益性供社会大众使用的地质资料，就不能商品化。
　　地勘单位企业化或管理企业化。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地勘单位终究要走企业化道路，但企业化需要很多条件，能够企业化的就企业化，不能企业化的，要按照企业管理的方法来管理地质队。
　　为什么提出部分地质队伍社会化？过去，地勘队伍长期处于自我封闭状态，很少和社会打交道。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质队应该走向社会，自立于社会，要扩大服务。过去地质队只去找矿，水文队只去找水，现在建桥梁、打隧道，都是可以做的。
　　提出“三化”前期，我们还提了两个口号，一个是“以地质找矿为中心，一业为主，多种经营。”提倡广开门路、扩大服务，地勘单位应以地质找矿为主业，此外，能干的都可以干，有条件的可以办工厂、开商店、打井、造桥修路，也可以开矿，实现多种经营，腾出经费多做些地质工作。这也有利于养活地质队离退休人员和家属、子女就业问题，减轻地质队负担。
　　另一个口号是以开拓地质市场为改革的突破口。走向市场，必然要社会化，引入市场机制。以开拓地质市场为突破口，对促进和实现"三化"是个有力的做法和措施。
　　提出“三化”的同时，部党组还提出实施“四二二工程”。推进“三化”和实施“四二二工程”是有机联系并相互推进的。
　　“四二二工程”是指实施四项计划，进入两个轨道，实现两个目标。四个计划是：探宝计划即地质找矿计划，减灾计划即减少地质灾害计划，科教兴地计划，安居乐业计划即推进地质基地进城计划。两个轨道是把地质勘查工作纳入市场经济轨道，把矿产勘查开发工作纳入法制轨道。两个目标是指为进入新世纪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准备矿产资源和地质资料；争取进入新世纪时，地勘单位和全国人民一起进入小康。

　　记者：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矿产资源方面的政策建议，是您任地矿部部长时一项重要内容，读者也很感兴趣，请您介绍一下。

　　朱训：原来，我对“地大物博”的概念深信不移。调到地矿部工作初期，仍然如此。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实际生活中出现资源供需矛盾日渐加剧的情况，以及全国地质资料局（地质信息中心）给我们提供的有些矿产储量开始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使我开始考虑这个观念是否正确。于是，我们组织地质资料局的同志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资源论证，通过资源保证程度论证以及对我国矿产资源基本特点的深入分析，使我明确认识到对“地大物博”观念要重新认识。
　　为了让全社会了解我国矿产资源的基本特点，正确认识我国矿产资源的国情，树立资源忧患意识，1988年，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我国矿产资源形势的喜与忧》的文章。同年，地质哲学研究会第二届学术年会上，我作了题为《对中国矿产资源国情的辩证分析》报告，其中讲到中国矿产资源有五大特点：一是总量丰富，人均较少。我国境内发现了170多种矿产，矿种很齐全；探明矿产资源储量总量比较丰富，潜在价值占世界总量12％，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矿产资源量居世界第52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二是贫矿多，富矿少。如目前发现的铁矿品位多为30%多。三是中小型矿多，大型特大型矿少。四是综合矿多，单一矿少。五是分布广泛，局部集中。煤矿主要在北方和西南，磷矿主要在西南，铁矿在东北和西南，分布不平衡。
　　基于我国矿产资源这五个特点和资源保证程度论证资料，我们曾以多种形式向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门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如重新认识“地大物博”概念，要将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走资源节约型经济发展道路，实行开源和节流并重的方针。要大力加强地质勘查工作。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建立稳定的全球资源供应体系。要建立资源战略储备制度。能源勘查开发战略要实行以煤为主，煤、油、气、核、水电和新能源并举方针。石油进出口政策要尽早实行进大于出的方针。要将矿业作为一个独立的基础性产业。还有关于减轻矿山企业税负负担和办社会负担，关于解决矿工生活困难和棚户区矿工住房问题，关于支持资源枯竭型矿业城市经济转型和持续发展问题等。今天，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有些在当时不被人们重视的重要问题，今天已成为社会共识并付诸解决了。

　　记者：朱部长，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您还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吗？

　　朱训：借这个机会，我想请你们向包括土地、地质、矿产、海洋、测绘在内的国土资源战线上所有为国土资源工作付出艰辛劳动的同志，包括已经离退休的同志，转达我对他们深深的敬意。向我在地矿战线工作期间所有共事的同志和给予我支持和帮助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大家继续共同努力，团结奋斗，在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