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于建设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战略转型期，这是传统产业加快迈向绿色产业的重要契机。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由传统经济向绿色经济的转变。”全国政协常委、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董恒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董恒宇多年来一直关注我国的生态建设，他认为建设绿色经济要根据我国自然资源状况、生态战略地位、产业特点、文化社会特征等因素统筹谋划，发展碳汇资源便是很好的选择之一。
　　“我国的碳汇概念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碳汇体系，应该把森林、草原、荒漠、湿地、农田等产生的碳汇价值都计算在内，建立自己的碳汇体系、碳汇会计和碳汇交易规则，参与标准规则的制定，在关于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碳汇交易的国际谈判中掌握主动权。”
　　我国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占我国国土面积的70％，我国陆地三大主要生态系统天然林、草原、湿地，西部占有的比例分别为66.2％、89.4％、59.2％。西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保障，也是重要的碳汇资源库。我国地下矿产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初级阶段，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产业比重较大，节能减排的任务很重，经济结构也不合理。“要破解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节能减排协调发展的难题。发展绿色经济，一方面要确保经济增长，为国家提供充足的资源、能源，另一方面要节能减排，保证完成每年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任务；同时要保护生态环境，确保国家生态安全。”
　　为此，董恒宇建议增加森林碳汇要从呵护湖泊湿地、发展草业碳汇经济、沙漠碳汇、注重地下资源、建设绿色产业体系、制定相关政策六方面着手。
　　资料显示，我国西部地区森林面积近15亿亩，森林覆盖率为14.9％，西部地区湖泊河流湿地2.7亿亩。西部大部分地区干旱缺水，湖泊河流湿地在西部的作用十分独特，草原的退化是从湿地的消失开始的。
　　“所以森林碳汇、湿地碳汇是西部地区碳汇的‘家中闺秀’，弥足珍贵，要格外呵护。应在地下水丰富的地区，不断扩大森林覆盖率，增加森林碳汇。禁止在湖泊湿地附近及城市水源地开办电厂等耗水工业。”董恒宇说。
　　同西部森林不同的是，我国草原资源十分丰富，面积居世界第二，占国土面积的41％，其中西部地区有草原面积47.7亿亩，占全国草原面积近90％。草原在缓解气候变暖、防风固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净化空气以及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草业碳汇在地球上是不亚于森林碳汇的珍贵资源，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
　　“目前森林碳汇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并有所行动，然而草业碳汇还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即一方面缺乏系统的科学研究，目前还难以掌握可靠的草地系统固碳能力的估计值；另一方面缺乏全面的规划和具体举措，这会导致对草原生态的忽视以及对碳汇评估的缺失。建议充分认识草业碳汇的价值，建立保护建设草原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草原及其碳汇资源在生态保护和缓解气候变暖中的重要作用。”
　　最被董恒宇看好的应属开发沙漠碳汇资源了。西部地区有26.1亿亩沙漠和荒漠化土地，每年损失土壤有机质5590万吨，直接经济损失高达千亿元。内蒙古等西部地区十多年来按照钱学森沙产业理论“多采光、少用水”的技术路线，在沙漠中种植半灌木和草，这些草木都是本土品种，适宜干旱缺水、寒冷多风的自然环境，成活率很高。
　　“开发沙漠碳汇资源，可以实现‘一石三鸟’，一是沙漠绿化，生态恢复；二是通过创造碳汇，赢得‘排放权’；三是通过生物质发电，获得清洁能量。鄂尔多斯等地生物质发电的实践证明:利用沙漠灌木等植物平茬剩余物发电产生清洁能源。存在的问题是，沙漠灌木数量还不能满足生物质发电用量，在技术上、机制上和政策等方面，还不能适应这一产业的快速发展，需要努力克服这些壁垒。”董恒宇说。
　　合理地利用了自然资源之后，董恒宇认为应该不断改善配置方式。“应改善西部资源配置方式，以绿色产业换资源，以地上碳汇换取地下矿产资源——地下矿产煤炭是一次性资源，地上碳汇却是可以增量的资源。即采取多元化的置换方式，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选择绿色产业项目。除此之外，我们要加强对西部地区森林、草原、湿地、农田、沙漠等生态系统碳循环的科学研究，通过长期定位观测，获取生态系统碳汇数据，摸清碳汇家底，提出生态系统固碳、减排的方案，提出增加碳汇的具体办法举措。要建立碳汇科研机构，尽快建立包括碳汇体系在内的具有我国特点的绿色产业体系。”
　　“总之，整合碳汇资源，促进绿色发展，是我们转变发展方式，创新发展模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的重要途径，对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具有长远意义。”董恒宇最后说。